开国上将董其武回忆3：投效胡景翼国民二军，跑到镇嵩军敌对一方
在胡景翼的国民二军
出了斌业学校的门，我一刻也不愿再在太原呆了。突然间的剧烈变化，确实是个意外的打击。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，我久仰于右任先生领导的靖国军的声威，决计去投效。正在这时，刘镇华的镇嵩军到太原招收下级军官，我急不暇择，便跟着到了西安，当了一名排长。我一看镇嵩军，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，纪律很坏，安民不足，害民有余。实在呆不下去。不多几天便去洛阳投效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（其前身即靖国军），跑到镇嵩军敌对的一方了。
一九二三年，直系军阀头子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。他手下的大将吴佩孚倡言武力统一，今天打皖系，明天打奉系。一九二四年的秋天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。冯玉祥反戈一击，并联合胡景翼、孙岳发动了'北京政变'，迫使曹锟下台。段祺瑞登场，成立了国民一、二、三军（以后又增加了郭松龄的国民四军、方振武的国民五军）。
国民第一军是冯玉祥，第二军是胡景翼，第三军是孙岳。胡、孙都是老同盟会会员，冯玉祥也敬仰孙中山先生，都倾向中山先生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。'北京政变'后，他们欢迎中山先生北上，商谈全国统一大计。不幸中山先生到达北京不久，便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因病不治逝世。战乱的局面，仍旧继续下去。
我参加的是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。我一向敬重的邓宝珊将军那时也在国民二军，不过那时他已是高级将领，有名的人物了。我被分派在国民二军第九混成旅，旅长是郑思成。我由排长，先后升为连长、营长和旅部中校副官长。战事大都在河北、河南，黄河两岸进行，在豫西、豫南都打过仗。敌对方面主要是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。刘镇华的队伍都是河南人，却驻在陕西，当时人称它为陕军；胡景翼的队伍都是陕西人，可驻在河南，报纸上称它为豫军。全是河南人的'陕军'要求占有河南省，全是陕西人的'豫军'则要求占有陕西省，这个矛盾就靠打仗解决。战事也就在豫陕之间进行。
我在国民二军的两年里，由少尉排长很快地升为旅部中校副官长，一不靠亲友关系，二不会逢迎拉拢，主要是我对队伍教育训练严格，作战勇敢，能听命令守军纪。一次，在郑州附近作战，很多连队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武器都掉完了。我那个连打了几仗，不仅没有溃败，还夺到四挺重机枪，几十枝步枪，伤亡不大，全连都带回来了。旅长郑思成马上把连扩编为营，让我当营长。
一九二五年，国民二军驻军河南，与刘镇华队伍的憨玉昆部在豫西一带展开激战，憨玉昆兵败自杀。可是，不久，胡景翼亦因病逝世。临终电告冯玉祥要与南方革命政府合作到底，并保荐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司令兼河南军务督办。
岳维峻系早年胡景翼创建陕西靖国军的旧属，渊源很深，所以胡遗言由岳接替。但岳接任后，治军无能，指挥无方，纪律废弛，将骄兵悍，加以任意摊派，民众极为不满。更糟糕的是违背了胡景翼临终时，要所部坚决与南方革命力量合作到底的遗言，竟然认敌为友，与孙传芳、吴佩孚等军阀进行联合勾结，造成部队的混乱局面，从而导致国民二军的彻底失败。一九二六年春，洛阳一战，在刘镇华、阎锡山等几方面合击下，首尾不相顾，全部被击溃，岳本人也在风陵渡为阎军俘虏。胡景翼将军呕心沥血创建的并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国民二军，竟然一败涂地，溃不成军了。
胡景翼将军是民国以来著名的爱国将领之一，他身体魁梧，精力充沛，待人和蔼，治军有方，追求进步，倾向革命，为时人所重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忠实地推行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，威震中原，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，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光辉业绩。
开封成婚
岳维峻的国民二军溃败后，我只身来到开封，住在友人姚尧仙家。他的住所是向当地人租赁的。房东也姓姚，名梅梁，出身于书香世家，在一所高级中学里当英文教师。他的二女儿姚勤修已经初中毕业，识书达理，天姿聪慧。我们住在一个大门里，经常见面，有时她向我请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，我都尽所知予以解答。她母亲见我们时常来往，有意将勤修许配与我。我那些年，自从家中出来，先是在校求学，继之投入军队，东奔西走，婚姻问题一直没有机会考虑。我见勤修相貌端庄，朴素大方，对她是赞许的。经过多次接触，彼此也有相当了解，所以对她母亲的想法，我是同意的。可是，她的父亲姚梅梁先生虽然平素认为我为人沉稳诚厚，与当时一般青年军人大不相同，对我印象不错，但是想到我年已二十八岁，又当过校级军官，恐怕早在原籍成家了，因而犹疑不决。经过姚尧仙的再三证实，并要我写了一纸保证确未结婚的字据，才同意将勤修和我的亲事定下来。结婚要写字据，现在也许看成笑话，殊不知这正是老人慎重之处。那个《保证书》是这样写的：'董其武，年二十八岁，与开封南门大街204号后院姚公梅梁之次女姚勤修定婚。姚公疑有前室，着立字据。立据人董其武，立字如下：自结婚之日起，如若发现其武另有前室，任其女另行方便，其武决无干涉之权。'
不久，我在开封与姚勤修结婚了。开封虽然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，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，对封建道德进行反抗，但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旧势力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。我和勤修结婚，依我和勤修的意思，是按新式的当时称之为'文明结婚'的方式进行。也就是不坐花轿，只是由证婚人证婚，举行个简单的结婚仪式。然而遭到勤修母亲和一些亲属的反对，我们只好按着当地的风俗举办。我穿了袍子马褂，勤修穿红裙花袄，坐花轿，拜喜堂，吹吹打打，由勤修一位亲戚老太太导演，举行一套繁文缚节的结婚仪式。现在想来，未免滑稽可笑，但当时当地习俗如此，也只好随风就俗了。
'花烛之喜'过后，我们自然是很幸福的。她除了帮助家里作些家务劳动，看些历史小说之外，时常同我到开封一些名胜古迹去游览。
开封，当是河南省省会，是我国著名的都城之一。五代的梁、晋、汉、周和北宋，都在此建都，也就是《水浒》书上所说的东京汴梁。这里的名胜古迹很多，如大相国寺、龙亭、铁塔、禹王台、繁塔、潘杨二湖等。我和勤修在结婚前后经常一起到这些地方去'访古探幽'。这也说明我们兴趣的一致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到铁塔去游览，铁塔在城东北，我们出了北门，老远就看到了矗立云天的铁塔，但是走起来却是不近。铁塔孤零零建在一片开阔地上，四周是田野，芳草如茵，环境空阔。这里原来是个寺庙，庙宇早年被黄河水泛滥冲塌了，就只剩下这座塔和靠南一个八角亭。塔是黑褐色的，有十几丈高。我围着塔看了一圈说：'这么高大的铁塔，当年是怎么铸的？'这话引得勤修大笑起来。我问她笑什么，她说：'你看了一圈，怎么是不是铁塔，你会没有看出来？'我说：'铁塔嘛，不是铁的是什么？'她说：'它虽然叫铁塔，可不真是铁的，是琉璃的，不过颜色象铁的。'我仔细看了看，用手仔细摸了摸，果然是琉璃的，我也笑了。我说：'常听说铁塔铁塔，先入为主的印象作怪。'勤修说：'是琉璃的，建造起来也不容易。古代能烧制这样铁色的琉璃，雕刻这么精细，建成这么高大的塔，这说明我国文化的悠久高超。'我们登上塔顶，凭窗远眺，整个古城，尽收眼底。这座东京汴梁城，方方正正，以鼓楼为中心期一个十字，市鏖栉比，道路很是整齐。北望黄河，滔滔东流，给人以壮美振奋之感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勤修给我讲了不少关于开封的故事，我觉得她历史知识还很丰富哩。
这幸福的婚后生活，我是非常满意的。但是依恋温暖的家庭生活，长此闲住下去，我的理想没有实现，我的事业没有发展，这怎么行呢？婚后一个多月，岳父原打算让我在当地谋个差事。他在开封教育界是有些声望的，而且是书香世家，亲友众多，给我找个工作，还不很困难。不过我觉得自己是个青年军人，不应轻易从此退出军界，为了前途和事业，仍应奋发自励，出外筹谋，重返部队。我把这个意思向勤修和岳父母说了，却遭到一致的反对。他们认为在枪林弹雨中，南征北战，带兵打仗是很危险的事。特别是勤修她社会经验少，听说我要外出寻找部队，打心眼里不高兴，好象我这一去再难见面似的，整天哭哭啼啼，我也难免有些心软。我安慰她说：'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嘛，何必这样伤心落泪的。'等她的情绪略微好的时候，我用和缓的口气同她说：'从前你认为男儿应当志在四方，怎么现在又反对我出门了？当军人打仗当然有危险，可是这年头当老百姓，不打仗也不安全哪。再说我这二十多岁的七尺汉子，难道在家住闲，靠岳父母生活一辈子？'她用深情的两只大眼盯着我。我进一步启发她：'难道你愿意我当个贪生怕死的懦夫，不愿意我当个保民卫国的勇士？'她终于信服了我讲的道理，不再说什么了。我劝慰她：'带兵不一定打仗，打仗也不一定就有危险，我过去打了那么些仗，不是连彩都没挂过吗？我学的是军事，干的也是军事，应当为国为民效力。沉湎于安乐的家里怎么能行？'她说：'你出门远去，我就是不放心呀！'我说：'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！我二十多岁的汉子，还怕别人拐跑了？'她噗哧地笑了。我进一步同她说：'丈夫出门，妻子牵肠挂肚的感情，我是理解的，也是感人的，但是常言说得好，'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'，我是当军人的，哪能老守在家里？再说我可以常来信，我的工作稍一安定，我便接你出去。'经我几天的反复劝说，总算把勤修的思想打通了。岳父是比较明达开朗的，他曾说过'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'的话。看我坚决要重返部队，就不再坚持他的意见了。岳父不坚持，岳母在岳父的说服下，也就无可无不可了。离家前的几天勤修还高高兴兴地帮我打点行装，临行前，她左叮嘱右叮嘱，好象有千言万语说不完似的。送到大门口，她眼里含着泪珠，深情地跟我说：'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也不管你走多长时间，我的心总是跟着你的，你好好干吧。'这深情真挚的话语，深深地使我激动，给我以很大的鼓舞。
一九三二年春天，我当团长，驻在绥远丰镇时，工作安定下来，我请假回到开封，把勤修接到驻地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一度把她送到后方。傅作义将军总部在陕坝时，她同一些将领的家属，也到了陕坝。解放前住在归绥，一九五一年，我把她和孩子们迁到北京居住，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春天她去世。我们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，我追忆往事，也是怀着哀痛在纪念她。
参加北伐 转战豫皖
离家后，我便找到原国民二军师长郑思成。他是我的老上级，见了面很高兴，听说我结了婚，他表示祝贺。他告诉我，从广东出兵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打到武汉，他正计划去武汉参加北伐军，说我来得恰好，希望我和他一同前往。我听了大为欢喜。数日后，我同郑思成等十几个人一起到了武汉。经过一番周折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，军长是李济深。叶挺的独立团便属于第四军。北伐军攻打汀泗桥、贺胜桥那两场著名战役，独立团打得英勇顽强，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，起到克敌制胜的关键作用。独立团所向无敌，被誉为铁军，第四军也因之出了名。军长李济深留守在广州，部队由张发奎代李济深率领。郑思成因与张发奎有些关系，那时原国民二军流落在湖北一带的零散部队有三四万人，郑思成受命带些干部去收编这部分人。在湖北、河南交界的武胜关以南地区，将收容的队伍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先队，由思成任纵队长，我被任为支队长（支队相当于团的编制）。
这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，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更是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。那时我虽是个政治头脑比较单纯的军人，也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所激荡，思想上受到不小的震撼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开始有了接触，可以说是心向往之。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则很少机会接触，更说不上了解，至于偶尔听到一鳞半爪，也未曾留心领会。现在回顾起来，遗憾无穷。
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，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后，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，纪律严明，士气高昂，接到继续北伐的命令后，即向河南进军。纵队进展顺利，原来盘踞在该地区的吴佩孚残部及一些地方武装，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攻击，狼狈地溃败下去。北伐纵队大半是国民二军的队伍，曾在豫西一带连年作战，人地熟悉，参加北伐后，注入新的血液，焕发了新的精神，作战异常英勇。打下信阳后，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、漂河、许昌，与第四军全军直驱开封。冯玉祥此刻也到了开封。这时宁汉分裂之势正达到顶点，冯玉祥则以调人姿态出现，在宁汉之间，也就是在蒋、汪之间进行撮合，因之第四军与冯之间产生矛盾。第四军被调回武汉，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，到了九江后，又渡江北上，进入安徽境内，奉命归皖北宣慰使柏文蔚指挥。在柏的指挥下，连续攻克了巢县、合肥、霍丘、颖上、阜阳及六安等地，孙传芳的残余部队纷纷逃窜。柏文蔚将先遣纵队改编为师，郑思成为师长，我改任营长，旋又升任中校副团长。随柏文蔚驻军合肥。
一九二八年，'宁汉合流'后，蒋介石借口缩军，将北方军队编遣，并命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，然后另行安排工作。实际上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。尽管我们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，在转战豫皖各地中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用生命打下若干城池，立下了功劳，但因不是蒋的嫡系部队，也被编遣。我当时认为这是过河拆桥，念完经打和尚。对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气愤，决定不去教导团受训，便与十四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，打算另找部队，再谋出路。
黄浦江边的彷徨
到了上海，才明白并不是如想象的那样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愿意参加的部队。同来的人四处活动，连遭碰壁，大家委顿于沪上逆旅。
当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，到处纸醉金迷，灯红酒绿，碧眼隆鼻的洋鬼子横行于租界之上，外国人之火轮游弋于黄浦江中，是一座黑暗罪恶的大都会。我这军人出身土包子，处于这种十里洋场里，实在格格不入。上海滩五卅惨案的血迹未干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余腥犹在。数载奔波，富国强兵之夙志未酬，身经北伐，追随革命之心愿又成泡影，而且手头上越来越紧张，生活也将遇到困难。回想我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军旅生活，曾几易部队，两次挫败，连年作战，饱经忧患，到头来，竟然连个工作也找不到。再一想亲人的悬念，师友的期望，一种困惑、失望和感慨情绪，不时撞击着我的心头。不过那时我们还全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，都有一股闯劲，而且在部队里干了些年，走南闯北，生死搏斗，有过成功和失败，快乐和痛苦。象今日这种困境，在过去虽然未曾有过，但也没有陷于绝望，大家都以'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'这句旧诗来相互慰勉。
同伴们把可能投奔的部队都做过一番研究，有人甚至还奔走过，但都不合适。蒋系部队自然不能去，即使去了，没有渊源也干不长。非蒋系部队则不是缩编便是编遣，更难吸收我们这些人。恰在此时，忽然听说傅作义将军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，正在扩编军队。
傅作义将军属于阎锡山的晋军，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时，阎锡山也换上青天白日旗，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，阎任集团军总司令，举兵进攻坐镇北京自封为安国军大元帅的奉军军阀张作霖。分兵两路由京绥线、京汉线与奉军交战，但皆为奉军反击受挫，向后退缩。惟有第四师师长傅作义出奇兵自间道攻占了涿州，并派小部队袭扰北京周围地区。北京大受威胁，使张作霖如芒刺背，坐立不安，急派数万大军，配备了飞机、大炮，围攻涿州，期在必下。然而攻打了三个多月，使尽了种种攻城手段，但在傅将军非凡的策略和巧妙的坚守下，区区涿州县城竟屹然无恙。当久攻不下时，张作霖气急败坏，虽屡次加派军队仍无济于事。最后傅将军为城内居民着想，经各方调停，方与奉军达成停战协议，退出涿州。傅作义被誉为守城名将，声闻中外，一举成名。不久，张作霖退出北京，在返回沈阳途中，于皇姑屯为日本军方炸死。张学良回沈阳，奉军全部撤回关外。于是阎锡山出据京、津，傅作义被任为天津警备司令，他所部第四师于涿州战后，经过奉军一度改编，回归者已为数不多，所以急于招收干部，扩编队伍。我们在沪寻找部队的这些人，对傅作义守涿州，能攻能守，英勇善战，指挥高超，打仗很有办法，都有很好的印象，我个人更是非常景仰。而且我那时认为能参加北方军队比参加南方部队好，至少不受蒋介石派系的气，所以我赞成到天津。经过两天酝酿，大家意见一致，决定去天津投效傅作义。当时商量好到天津会合的时间、地点，便分别出发了。我乘沪宁列车到南京，过江再顺津浦路到徐州，改乘陇海列车到开封。回家与妻子小聚，将离家后的情况一一同勤修说了，勤修见我身体、精神都很好，很是高兴。当我告诉她，我这次是路过，特意转道回家看看，只能住上两三天便去天津时，她又有些黯然。我安慰她说，这几年奔波，无所成就。这次去天津到傅作义处，可望能有个好前途。只要我的工作安定下来，我来接你，便可以长期在一起了。她认为我说的在理，也就释然了。三天后，我乘车经郑州转北平，在前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，这时我手头已感拮据。过开封时，我没有向岳父母和勤修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，认为勤修住在岳父母家，不让我负担，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，决不能再伸手讨旅费了。经过在上海一段住闲，再花上不少路费到了北平，腰里已经空荡荡了。我把一件呢子大衣卖了三十四元，又用十四元买了一件棉大衣，剩下二十元到天津还是没有问题的。
北平和天津，我以前都没有到过。北平是千年古都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繁华热闹的王府井，气势宏伟的天安门，美丽壮观的五牌楼，使我目不暇接，赞叹不已。我住在西河沿，一出门便是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，我随着人流走去，看见高耸云霄的冲天招牌，名人书写的金字匾额，卖各种物品的店铺，一家挨一家，想买什么就有什么。特别是往来行人，谦恭有礼，满面笑容，谈吐文雅，真不愧旧日帝京。比起上海那种喧嚣噪杂的殖民地气息，要使人舒服多了。可惜我没有更多的时间，经济也不允许，所以只住了两天，便乘车到了天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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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董其武（1899年11月27日—1989年3月3日），山西河津人。历任国民军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旅部副官长，国民革命军侦察队队长、先遣总队支队长，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、干部政治训练所队长、第73师436团团长、第35军218旅旅长、第65军101师师长，陆军暂编第4军、骑兵第4军、陆军第35军和暂编第3军军长，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，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、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。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、中原大战、长城抗战、绥远抗战、忻口战役、太原战役、包头战役、绥西战役、五原战役，绥远和平解放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、第23兵团司令员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，第69军军长等职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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